中文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施蛰存留给大家的是1930年代“海派才子”的记忆。建国后，特别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由于政治和文艺体制发生巨大改变，他被迫改变原来创作小说的兴趣，而全身心投入对古碑和古典文学的研究，从此过上了20年沉潜的生活，逐渐从人们记忆中的“海派才子”身份转向淡泊稳健的学者角色，学者风度也逐步养成。在这20年里，他选择在政治浪潮中坚守自我、在金石古碑中拓展自我、在诗词唱和中寄托自我。本文正是从施蛰存在1956—1976年的文化活动和散文写作出发，试图研究施蛰存做人治学的原则，感受一代学者的风度，从而拓展施蛰存的研究格局，丰富施蛰存研究整体面貌。
关键词：施蛰存 学者风度 政治浪潮 金石古碑 诗词唱和
ABSTRACT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at impression Shi Zhecun left us was a "Shanghai Style Wit" in 1930s. Then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 that had taken place in politic, literature and art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period of Anti-righty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hi had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stele and classic by abdicating his interest in writing novel. He boldly preserved his faith in politics, while being nurtured by those classic works and absorbed by the poems. Yet in the study of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 people haven't focused much effort on Shi's shift on the cultural activitivies. Shi Zhecun turned to lead a tranquil life for 20 years, which made him a well-rounded scholar free from wealth and fame, and formed his scholar demeanor.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d to analyze Shi's principles of pursuing studies based on his cultur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prose from 1956—1976 and perceive the elegance of that prominent scholar so as to broaden and enrich the study pattern on Shi.
Key words：Shi Zhe-cun scholar demeanor political wave ancient stele
poem exchange
“沉潜心性”的生命灵动
——1956至1976年施蛰存的学者风度
引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光明的新时代里，饱受了一个世纪屈辱折磨的中国人对新的独立民族国家寄予了厚望。30年代在中国创造并培植了中国现代派并以“海派才子”著称的施蛰存也走进了这个充满希望的新生世界。然而，在一个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的新生政权里，一向不过多涉足政治的施蛰存的命运也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洗礼，但他不仅走过来而且把生命延伸至99岁高龄。作为开一代风气的现代作家，研究者基本把眼光聚集在1949年以前作为作家、编辑家、翻译家的施蛰存，且多从现代性入手，深入挖掘作家施蛰存小说的文本意义和编辑家施蛰存的办刊特色。[1]相反，建国后，纵观整体研究格局，学术界能专门抽取一个阶段，特别是反右至“文革”时期，对其散文写作及其表现出来的精神风骨进行详细研究的成果不是特别多。目前，在专门研究施蛰存散文写作的论文中，重点受到笔者关注的有两篇，一篇是华东师范大学2009届博士研究生刘军的博士学位论文《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建国后施蛰存的文学活动》，另一篇是福建师范大学2007届在职硕士研究生李青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才子气息到学者风度：施蛰存散文论》。总的来说，两篇论文均以施蛰存整体的文化活动为基础来研究，视野相对广阔，角度较为宏观。然而，施蛰存的研究价值绝不仅仅于此。许多关于其人生各阶段的微观活动及其表现出来的精神风骨还有待我们深入挖掘。本文拟以施蛰存散文文集《北山散文集》（一至四辑）[2]写作为基础，以其所表现出来的学者风度为突破口，试图拓展前人的研究格局，丰富前人研究的整体面貌，通过梳理1956—1976年施蛰存的文化活动和表现，即选择在政治浪潮中坚守自我、在金石古碑中拓展自我、在诗词唱和中寄托自我三个向度，来研究施蛰存做人治学的原则，感受一代学者的精神风骨。
一、处于风口浪尖 坚守自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处于深刻的转折变化浪潮里，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各个领域必然会随着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而发生变化。虽然社会政治的变革不一定促使文学内部发生彻底性的改变，但是不能否认，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无法隔断的。[3]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构成因素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剧烈错动。[4]洪子诚认为：“‘转折’在这里，指的主要是40年代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关系的重组。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唯一的文学事实。”[5]新的国家体制必然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学机制。而这套机制，对于文艺界而言，就是要遵循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及以此根据制订的文艺路线和政策。因此，国家希望借助一体化的政治规范和文学规范的行政力量来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让建国前“各扫门前雪”的作家团结起来，共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服务。相对全国文艺界而言，处于特殊地位的上海文坛更让施蛰存不得不参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不过多涉足政治的施蛰存也要尽可能与时代发展同步。
1956年以前，施蛰存在建国前的文学成就是得到当时的文化机构和主流文坛承认的。他自称他的创作生命早已在1936年后结束了，[6]但他依然笔耕不辍，继续杂文和散文的创作。以他30年代在上海引领现代派的功绩来看，其身份被承认是毫无异议的。然而，进入主流文坛后，他的创作却终止了，随之而来的是参加各种规格的会议和在报刊上断续发表随笔杂文。他的作家身份被后来的教授、学者和翻译家的身份而取代。据笔者对《北山散文集》（一至四辑）中出现于1956—1976年间的散文数量进行统计后得出，施蛰存在此期间发表的散文并不是特别多，具体统计如下（按出版文集和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7]
文集 |
篇目 |
发表时间 |
发表刊物 |
北山散文集（第二辑） |
《百家争鸣，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向》 |
1956年7月15日 |
无 |
《古典散文的讲授 和注释》 |
1956年8月 |
无 |
《闲话重阳》 |
1956年10月12日 |
《文汇报》 |
《夏原和知识分子》 |
1956年11月23日 |
《文汇报》 |
《咬文嚼字》 |
1956年12月15日 |
《文汇报》 |
《倒绷孩儿》 |
1957年4月26日 |
《文汇报》 |
《第二第三》 |
1957年4月27日 |
《文汇报》 |
《宋代的话本小说》 |
1957年5月 |
《文汇报》 |
《外行谈戏》 |
1957年5月11日 |
无 |
《才与德》 |
1957年6月5日 |
《文汇报》 |
《偏枯》 |
1974年1月8日 |
无 |
《哑响》 |
1974年1月12日 |
无 |
北山散文集（第三辑） |
《<智慧帽>译者题记》 |
1956年9月25日 |
无 |
《<荣誉>译后记》 |
1956年10月2日 |
无 |
《“秦时明月汉时关”》 |
1956年10月6日 |
无 |
《狄根司小说中的旅店》 |
1957年4月10日 |
无 |
《<水经注碑录>序》 |
1961年11月5日 |
无 |
《<蛮书碑录>跋》 |
1962年10月24日 |
无 |
希达奴谣曲（附谣曲二十首） |
1963年 |
无 |
《北山楼增辑<燕子龛诗>跋》 |
1973年7月10日（跋一）；1974年5月20日（跋二） |
无 |
北山散文集（第四辑） |
《投闲日记》 |
1962年10月1日—1965年12月31日 |
无 |
《致李白凤（一三通）》 |
1974年7月26日—1975年9月16日 |
无 |
《致张索时（厚仁，三四通）》 |
1975年6月10日—1994年1月9日 |
无 |
《致谭正璧（二三通）》 |
1975年9月3日—1982年10月7日 |
无 |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施蛰存已经把目光重点投向了翻译、古典文学及其教学和碑跋领域等，且不忘通过撰写散文来关注政治、发表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与朋友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然而，对于散文发表数量不多的情况，施蛰存眼光犀利，很早就理性地谈到：“以后文学从属于政治，五十岁左右的作家几乎都自叹才尽，不得不让位青年人出来主宰文坛。”[8]由此可以看出，施蛰存对主流文坛花大力气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是存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一贯自由率真的施蛰存并没有彻底被政治改造系统所吸收和消化，还是保持一贯的做人和治学风气，其文学理念和传统并没有与新政权的政治体制要求保持完全一致。在1975年致信张厚仁时，施蛰存谈到：“几十年来，随遇而安，荣辱得失，顺逆均与我无重轻，故得以一天一天生活下去，不知老死之将至，虽然有一二慢性疾病，亦不介意也。” [9]由此可见，对于这段岁月，施蛰存一直保持着超然的洒脱。
事实上，施蛰存坚守自我的品性不是突然而来，而是可以追溯历史起源的。他是海派文学的代表人之一。海派作家所追求的感觉、直观、灵性、独立和自由在他身上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其中，“历史小说”“都市小说”“心理分析小说”等都成为其主要创作的着力点。它们从情爱出发，集中描写都市男女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他所运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文本的有价值的视角，也必为文本的丰富性提供一种借鉴。这成为了他与其他海派作家有所区别的第一个地方。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直率锐气使他敢于和文坛前辈鲁迅等人展开论争。纵使惹火上身也从不后悔，纵使屡受打击也毫不退缩，不断寻找在主流话语下自由表现的机会与空间。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大家都在为政治而服务，他依旧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希望通过接编《大晚报》副刊的《每周文学》来实现文艺的百花繁荣时代。然而，建国后，施蛰存无奈地做着各种不符合自己心性的事情，如被吸收进上海作协、参加各种会议、参与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等。与此同时，各种研究资料反映，施蛰存当时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施蛰存在散文《百家争鸣，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向》里提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要求，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百家争鸣，当然应该以这一目的要求作为“致”与“归”，不应该为了搞垮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而鸣出一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来。百家争鸣决不是大家来乱放箭！”[10]除此之外，在自己有能力掌控的范围内，对于许多武断的立场，施蛰存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和艺术的纯粹，依旧坚守着属于自己内心的一片天地。因此，他觉得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从而进行有选择地吸收和消化，将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融合起来。
其实，在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前，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施蛰存在内）都忙于改造自身，谨慎走好每一步。从黄德志、肖霞所写的《施蛰存年表》可以查找出1949年的记录：“是年, 继续在暨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 施蛰存除在大学任教外,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从1950 年到1957 年, 忙于思想改造, 适应新环境, 极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却是译述外国文学的丰收季节, 大约译了20 多本东欧及苏联的文学作品, 约200 万字”。[11]然而，无论施蛰存怎么努力，他所积累的一切都与左翼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有被视为“异类”的可能。其继续潜在走“性灵”道路的理想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着显著的区别。直到1986年，他在致古剑的信中仍说：“我知道，我无论如何‘靠拢’，还是个异端。许多编辑，不愿谈我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也并不是受上级指示，只是善观气色，心照不宣而已。”[12]艾思奇在北大演讲的话语震惊了曹聚仁，也代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一块砖头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13]施蛰存在这个阶段虽然非常想成为“砌进去”的一块砖，但这个充满暗流涌动的年代没有很好地给予他一个继续施展文学才华的舞台，而他本来自由灵动的心性也与当时的政治体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1956年10月，国家迎来了“百花时代”，而施蛰存也迎来了一个小规模的杂文“百花时代”。他的杂文纵横古今，感怀世事，对现行的文艺和政治体制进行了反思和质疑。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在这个时候得到充分体现。报刊《文汇报》与知识分子关系非常密切，也颇受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器重，成为了知识分子发声的平台。施蛰存也会经常受到《文汇报》编辑的应邀发表学术随笔和杂文，其中1956年发表的《吊鲁迅先生诗并序》和1957年发表的《才与德》成为了此阶段施蛰存散文的重要代表作。特别是《才与德》，直接成为了他命运转变的直接因素。《才与德》被记录在《北山散文集》（第二辑）里，直接质疑共产党的用人方式，提出了“才”比“德”更重要的观点，发出了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声音，如：“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14]、“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15]关于用人问题的探讨，施蛰存说出了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要求的话语，并非他一时冲动的发泄，而是冷静观察社会用人状况后的思考。洪子诚评价《才与德》：“这也是强调专业标准以维护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的另一种言说。” [16]
不过，谁也没想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施蛰存的命运由此发生转折。他在大好形势下写的文章竟然成为了被批判的“毒草”。《文汇报》首先发起对《才与德》等右派文章的批判，接着就是以《人民日报》为导向的批判。据统计，从1957年6月18日至12月31日，全篇批判施蛰存或涉及到施蛰存的批判文章，《文汇报》共计43篇；《解放日报》共计27篇；《新民报》共计10篇。再加上《华东师范大学校报》《文艺月报》《文艺报》《收获》《北京文艺》《光明日报》等报章发表的关于施蛰存的批判文章，这一时期各媒体对他的报道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关于施蛰存报道的总和。[17]与此同时，对其批判的力度越来越深，内容也是越来越复杂，其作家、教师、和编辑身份被不断批判。从抬出施蛰存与鲁迅因《庄子》与《文选》发生论战的历史开始，到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束。在此期间，鲁迅被不断“圣化”，而他却被不断“妖化”；从成为有生活和政治保障的体制人到众人批判的“渣滓”教师；从被看做“第三种人”“遗少”“洋场恶少”到定性为“右派分子”“人民的罪人”。这一切使较为稳定的文化秩序被彻底打乱，更使所有正常的道德评判底线遭到毁灭性冲击。人人都在明哲保身，批判者的态度和目的也各有不同。然而，施蛰存依旧坚守自己的骨气，讲情义，不畏强势，与好朋友同舟共济、互相帮助，其独立精神和人文操守依旧没变，捍卫了人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反右后，施蛰存的命运确实一落千丈。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1957年8月，施蛰存被划为右派分子，工资降级为一百八十四元，被迫退出居住的三楼全部两间房间。翻译的作品全部不能出版，文章不能发表。己排版的译作《天使英雄》也被撤除。1961年，原中文系三级教授徐中玉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同年，施蛰存、戴家祥等教授也先后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8]“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施蛰存遭受冲击，被当作牛鬼蛇神横加批斗”。[19]“同年8月，施蛰存在学校被批斗，在里弄被示众。先后遭到抄家六次，被掠去大量书籍、文稿及一些重要物品。1967年后他被关进“牛棚”，被迫每天写检讨、劳动”。 [20]
可以看出，在这20年里，形势的改变让施蛰存的所有文章几乎都处于“封杀”状态，极少见到其文章发表和书籍出版。据登载在《北山散文集》（第四辑）里的《投闲日记》记载：“1962年12月4日，他‘上午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晤吕贞白，以《词学文录》及《水经注碑录》两稿予之，欲其玉成，为谋版行’”。 [21]同月10日，施蛰存日记又写到：“《水经注碑录》全稿退回，附函云:‘此书性质不在中华书局分工范围之内，故无意纳入出版计划，并嘱与北京文物出版社联系。’恐是托辞，殆禁锢未解耳”。[22]可以说，1961年后，施蛰存被摘去了帽子，但是反右后批判的余波仍在持续。一些文章报纸的负面报道和批评虽然没有形成大气候，但已经在不断加深他的“罪孽”。除此之外，施蛰存的老朋友为了自保而互相检举揭发的恶剧所造成对他的伤害和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甚至还给后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有读者曾说：“五十年代，施蛰存等大批文人已入‘另册’，况我正值在‘向左，向左’的教育下‘一往直前’，施老之类的前辈在我当时的眼中只有该批判的份儿，‘洋场恶少’、‘第三种人’都是‘经典帽子’，我辈‘进步青年’怎能不信?”[23]这不仅是青年学子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面对突如其来的转折，施蛰存给自己写了一则墓碑文字：“钦定三品顶戴、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臭老九、前三级教授、施蛰存之墓”。[24]他以幽默的口吻总结了自己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遭受痛苦的历程。读后既让人感到心酸、又体现了他一贯洞明世事的豁达与幽默洒脱的情怀。在这20年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经历着人生最艰难的考验，而对其回应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承受不了人格的侮辱而选择自杀，如：傅雷、老舍等。相反，施蛰存的选择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人格底线，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突入其来的变故。于是，他蛰居起来，放弃自己一直喜爱并投入了极大心血的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完全沉浸于较少人涉足的边缘化的文化研究领域。在苦难中，他没有被吓倒，更没有被压倒。他的脊梁依旧坚挺，他的毅力依然长存。生命在苦难中结成了甜美的果实。他凭着一种坚定的信念来隐忍度过一切苦难，那就是：“随便人家怎么斗我，怎么批我”； [25]“右派也好，牛鬼蛇神也好，靠边站也好，我照样做自己的学问。我还是我”。[26]更为可贵的是，从学者治学做人的眼光和心态出发，他对这一切都泰然自若，以一颗包容心来看待这个社会。他内心非常清楚学术见解与人和人之间的对立是不同的。90年代后，施蛰存在与学者朱健国的谈话中坦然地评价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批判：“中文系同仁都是了解我的，我也从来没有冤家，当时（反右至“文革”）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做戏，其实每个人对我都有好感，我又没有得罪过人。”[27]他深知苦难的一切，包括朋友的检举都是无可奈何之举，都只是一场政治游戏而已，所以他并没有特别介怀。这也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的宽容性。比如，在对待朋友沈从文1968年与他撇清关系的行为时，他就体现出一颗平常心，并没有对此进行永久地追究或埋怨。反而，在1988年沈从文死后，他为沈从文撰写了回忆性散文《滇云浦雨话从文》（辑录在《北山散文集》（第一辑）里）。这篇散文不但没有提到任何沈从文对他不好的地方，而且还详细并实事求是地梳理了与沈从文60年的情谊。关于这段友谊，施蛰存在散文中是这样总结的：“论踪迹，彼此不算亲密；论感情，彼此各有不少声气相通的默契”。[28]同时，他还为沈从文拟了一副挽联，联语云：“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友谊仰文华”。 [29]施蛰存从这幅挽联里，既总结了沈从文具有现代楚风、楚辞风格的小说成就，还回忆了与他五六十年前在昆明和上海大概六七年的会面与永久的友谊，令人十分感动。由此可知，施蛰存已经表现出由原来所拥有的喜爱趋新、追求流行的海派才子气息逐渐过渡为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稳健、淡泊的学者风度了。
实际上，在他的骨子里，他是非常欣赏知识分子的刚劲和独立，特别对那些遭受磨难仍然保持着自我人格和风骨的朋友是充满敬畏之心。他觉得他与这些朋友的灵魂是相通的，为此他举出：“这里包括了许多人，如李平心、姚启钧、陈小翠，荣幸得很，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几个人的自动辞世，既不是国民党特务畏罪自尽，又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的志是‘士可杀，不可辱’。”[30]朋友的潇洒刚直感染了他。在“文革”时期，他也保持了这种凛然风度，据回忆：
“文革”时挨批斗，我的帽子被打落在地上，检起来禅掸干净再戴上;人被推到在地上，我马上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尘土，泰然自若地挺直站好并据理力争。由此我剃了阴阳头，我连帽子也不戴，照样从家里走到华师大，根本无所谓，毫不畏惧。[31]
就是这样的豁达和洒脱，保全了他的性命，也延续了他的艺术生命。这种学者风度确实与建国前的施蛰存有着很大的不同。建国前，他进行文学创作、编辑《现代》等刊物，尽量使自己的风格独特趋新，烙上深深的流行色彩，用自己的内心感受时代的投影，满足不断拓展创新的欲望，追求直观、新奇、感觉和灵性，显示着自身独特的潮流引领性。他积极入世和进取趋新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建国后，特别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由于进入了中老年阶段，他偏于走向内心的回归，在回归中实现灵魂的“沉潜”，客观冷静地感受内心最真诚的声音，用自己的真诚来对抗社会的丑恶，实现生命的升华。他不会向恶势力屈服，不为现实所困扰，静观世界的变化，在狂风呼啸中保存自己内心最宁静纯洁的心田，发出属于自己做人治学最真诚的声音。虽然这声音显得很微弱，但他依旧不放弃，而是坚守到最后一刻，让自己的生命灵动而充满弹性。他曾总结过自己做人的原则和方式，就是像棉花一样地生活：当受到剧烈的外部压力时，它可以是渺小的柔软的；一旦外部挤压松弛，它便弹性十足地恢复原样，棉花还是棉花！[32]
二、选择古碑研究 拓展自我
（一）选择古碑研究
从反右到“文革”时期，施蛰存的遭遇的确是不幸的。然而，他充满生命灵动的“沉潜心性”不仅没有打倒他，更给予了他时间去研究以前未曾深入研究过的文学领域，客观冷静地思考历史和命运。与施蛰存共事多年的钱谷融这样评价他：“你剥夺了他的趣味，就等于剥夺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的趣味是剥夺不完的，你不让他教书，他就作研究；不许他写文章，他就去搞碑帖。”[33]传统的回力依然强大，推动不少作家复归位于学术，经历从新潮文学到古史研究的转变。[34]因此，一股对文学的热情和蛰居的心性，寄托在了对古碑的研究中。在这20年里，除写杂文随笔，偶尔翻译、编辑整理部分西方文学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金石碑帖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北山楼”成为了他学术研究的地方。他曾经为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比喻，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 [35]从这个时段开始，他真正把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领域上，即金石碑版的整理。这成为了他在人生最艰辛的历程里最重大的文化收获，体现了他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也使他正式从一个喜爱新鲜个性、浮躁彰显的“海派才子”转变到一个享受宁静淡泊、扎实稳重的学者。毫无疑问，他不仅用实力丰厚了自己的人文素养，而且其沉潜20年后所研究的成果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事实上，他研究碑帖的爱好不是在这段时期才开始的，而是从小就深受金石碑刻传统的浸润，继而对此寄托了深深的情怀。他早年生活的地方松江是文化故乡，也是有良好金石传统的地方。从启蒙开始，他的父亲就教他读许多古书，如《古文观止》、《昭明文选》等。长期深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从事古碑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他后来进入了上海，受到上海西方思潮的浸润，但他身上所表现出的传统文化修养是没有变化的。“中国化”的境界是他所一直不懈追求的文学目标。众所周知，传统的海派文化是追求现代、开放、创新和多元。同时，它也具有商业性和消费性的特点，即要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创作的。作为一个外来的上海人，他的身上是兼有中西文化双重元素的。对此，他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他自然地融入上海文化，但更多的还是用一如既往的“回望”式视野来看待海派文化。作品中所渗透出来的积蓄多年的传统文化修养就是这种视野的体现。可以看出，施蛰存并不是一个能完全融入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外来精英，在不断感受海派的气息后，他发现许多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所表现出享受西化生活的现象只是表面的，更多的是体察到了都市男女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所受到压抑和异化的心理，并通过作品用快节奏表现他们病态的都市生活，将主观感受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而不是主要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创作的。这一点，是他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人之一，与其他海派作家存有不同之处的第二个方面。
与此同时，对于金石碑版的学理研究，施蛰存从抗战时候就开始涉足了。他从厦门大学图书馆抄录了资料，其中：“一为有关金石碑版文物者，拟勒为一书，名《金石遗闻》”。[36]这些点滴，都为反右和“文革”时期施蛰存全身心投入古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材料。
1958年后，他被分配到嘉定劳动。据黄德志、肖霞所写的《施蛰存年表》可以查找出1958年的记录：“秋，与徐中玉、许杰等右派分子一起到嘉定劳动。是年，抄写《陈令望心经碑》 等金石遗闻多篇”。[37]施蛰存自己也对这段历程进行了幽默地回忆：“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躲进我的老虎尾巴——北山小楼里，抄写古碑。这是一个讽刺，因为鲁迅从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从革命走向古碑。”[38]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此阶段的确过着“沉潜心性”的生活。同时，施蛰存对这段沉潜的生活并无怨言，反而觉得生活因此更增添了不少生气，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为了保持这种兴趣，即使在生活最困窘的阶段，他也宁愿选择卖书来买碑。这为他在躁动不安的年代里寻找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角落，让读者真切感受了一个淡泊稳健的学者内心的寄托。
具体记录施蛰存这段宝贵的收集和研究碑帖的经历，是分别刊载在《北山散文集》（第四辑）上的《投闲日记》（1962年10月1日—1965年12月31日）、《致李白凤（一三通）》（1974年7月26日—1975年9月16日）、《致张索时（厚仁，三四通）》（1975年6月10日—1994年1月9日）和《致谭正璧（二三通）》（1975年9月3日—1982年10月7日）。其中，《投闲日记》非常生动地记下了他在史籍中研究金石碑帖和阅读金石古书的过程，既有不少自己的研究感受，也有因为经济窘迫而被迫卖书筹资买碑等。然而，事实上，施蛰存在这本日记里展现给读者对古碑研究的态度是轻松自在和平实亲切。读者未曾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出困窘和痛苦的心情。有文章说：“北山老人施蛰存先生潜心致志金石雕版，从五十年代打成右派至“文革”后的七十年代恰是老先生的治学盛期。其居北山楼，实际是一小阁楼，四周堆满金石碑拓，无法展研，只能铺陈于卧榻上‘伛偻审读之，虽疲累，有足乐者’”。[39]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严酷的环境是不能让施蛰存屈服的，这种以玩碑为“乐”的心态让人感受到学者应有的泰然自若的强大内心。他在日记里常常用“玩”“消遣”等文字来形容自己的感受。比如：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七日：阅《随书》。玩《国山碑》，拟作一跋，未成。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玩小但所赠《舜庙碑》，拼凑不全，犹缺数纸。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玩汉碑。补录汉碑卡片……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访周退密，假其所藏《君车画像拓本》以归，赏玩竟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卅一日：访谭正璧小谈。下午玩碑消遣。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八日：玩唐碑竟日，作碑跋二篇。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尽日玩碑为乐，展阅所得旧拓《西狭颂》…… [40]
对古碑研究的态度是以“玩”为乐，这是施蛰存面对沉寂和苦难时期所展现出来的活泼心态写照。由于有这种悠然自得的心境，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和沉醉其中，将收集和研究古碑当成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假如他手头上没有原始材料，他会向友人借阅，甚至会与之做一番交易。比如一方面，他有记录向友人借阅古碑书籍和友人寄赠古碑的文字，现节录一段日记文字：
一九六三年六月九日：下午访洵美，得见其所藏《七姬权厝志》原石拓本……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晚访邵洵美，假其《七姬志》归……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启元白惠寄《昭陵碑》全份二十八种今日递到，得之可喜……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访周退密，以暑中所假《君车画像拓本》还之，复假得《嵩山画像》全份十九帧，亦佳物……
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晨访周逖潜，假得《此木轩文集》抄本及华娄两县金石志稿，杜亚诒所撰也。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得李白凤寄赠碑拓一包……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归家得李白凤寄来拓片一束……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到谭正璧小谈，并假得《舆地碑记目》及《蜀碑记》归……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三日：从曹仁裕处得东魏及唐碑十四种……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李白凤寄来碑三卷，凡十许种，已有者多，殊不惬意。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白凤又寄来碑二束，内有《孙夫人碑》旧拓本，尚可喜。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访周迪前，从之假《金石学录》正续三种。
……[41]
另一方面，因为有友人热衷于做古碑交易，施蛰存为了得到他们手中宝贵稀缺的材料，也会在生活困窘的情况下，不惜用金钱来买下它们，像日记写下了友人常将自家收藏的碑帖送至施蛰存处作交易的情形：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又向曹仁裕处得《唐献陵碑》九种，价八元。……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晨戈子培君来，钱应瑞夫人之兄也，携来碑拓一捆，价议二十二元，收购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整理所得戈氏碑，凡八十七种，唐碑为多，内有明拓《西狭颂》一本，尚可观，然未必是明拓也。（今年得碑一百五十馀种）。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晨戈子培来，以碑款廿二元付之。……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晨戈子培来，以拓本十四种求售，允留下检查后再谈。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日：晨戈子培携来金石拓片一束，内有李笙渔手拓《慧影造像》，甚佳，并其他拓片，以四元得之。
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戈子培来，问尚有家藏碑数种，要者可让与。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戈子培来，示唐宋元碑五十种，皆平湖张处芳物，以所藏大小三砚易之。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戈子培来惠画扇一事。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戈子培来，以二元得赵孟頫二碑。
一九六五年十月三日：戈子培来，得镜铭及铜器拓片七十馀纸，皆许子重旧藏物。……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戈子培来，得汉金文及镜铭拓片十馀纸，以孙夫人碑等五种，托其友人代裱。
……[42]
为了不放弃对古碑研究的兴趣，在与友人交易的同时，他也不得不靠卖书来筹钱买古碑，这种坚持不懈的治学精神确实让后来人敬佩，像有一则日记中显示：“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卖去西书卅四本，得五十元，将以付千帆碑价。”[43]
（二）拓展自我
正如余光中说：“散文所穿的是泳装。散文家无所依凭，只有凭自己的本色。”[44]从以上这些日记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高压的政治环境并不能改变施蛰存内心的追求。他依旧跟友人投入和沉醉在研究古碑的乐趣里，并在其散文中表现出自己快乐的本色。在这20年沉潜心性的岁月里，无论是把玩还是深入研究古碑，施蛰存都能在这个小天地里拓展自己的理想，收获自己对古碑学理研究的成就。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启蒙者厨川白村曾讲过：“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出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45]电影《音乐之声》也曾告诉我们，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给你打开一扇窗。[46]的确，上帝关上了施蛰存的“东窗”，即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编辑，同时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即“北窗”金石碑版的考索。在这段“沉潜”的岁月里，他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厚。刘凌编的《施蛰存先生著译年表》详细记录了施蛰存从1961年至1976年研究出的古碑成果：
1961—1962年 五十七—五十八岁
编撰《后汉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
1963年 五十九岁
编撰《三国志征碑录》《隋书征碑录》《魏书征碑录》《北山楼碑跋》。
1964年 六十岁
编撰《云间碑录》《北齐书征碑录》《北周书征碑录》《陈书征碑录》《四续寰宇访碑录》，续撰《北山楼碑跋》，辑录《金石遗闻》。
1965年 六十一岁
编撰《洛阳龙门山北魏造像五十品集释》《北山楼读碑记(甲编)》《北山楼碑录(甲编)》《辑补宝刻类编》，续撰《北山楼碑跋》，辑录《庐山记碑录》《吴郡志碑目》。
1966年 六十二岁
编撰《北山楼读碑记(乙编)》《北山楼碑录(乙编)》，辑录《碑目丛抄》。
1967年 六十三岁
编撰《晋书征碑录》。
1968年 六十四岁
编撰《南齐书征碑录》。
1970年 六十六岁
编撰《两唐书征碑录》。
1971年 六十七岁
撰著《金石百咏》。
1972年 六十八岁
编撰《南齐书征碑录》《汉碑年表》。
1973年 六十九岁
改定《金石百咏》。
1974年 七十岁
编撰《北山楼藏龙门魏齐周隋造像记目录》《北山楼藏龙门唐造像目录》。
1975年 七十一岁
编撰《杭州石屋洞造像题名》《墨妙亭玉简题名》《吴越金石目》。
1976年 七十二岁
编撰《唐碑百选》，续撰《吴越金石志》。[47]
然而，这些成果并未在这20个岁月中展出，而是一直沉寂到复出之后才得以陆续发表。这些重大成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对于当时命运不济的施蛰存来说，研究金石古碑不是施蛰存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购买大量古书和碑帖是会消耗他钱财的，比如，编撰在《北山散文集》（第四辑）的《致李白凤（一三通）》（1974年8月11日和1974年8月27日）信中，施蛰存对此提出了如下文字来印证：
上海书画社下星期起继续供应碑帖，也许又得花一些钱了。
上海书画社已恢复碑帖供应，价亦不昂，……[48]
同时，这也不是政治上的要求，是由于当时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整理资料，如果他从事其他文化活动，是会被当成“别有用心”看待的。据他的好友徐中玉回忆，施蛰存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没有停止对金石古碑的研究。“而且这还不能叫苦叫累，让人知道他竟还在做这种‘大搞封资修’的‘勾当’。” [49]《投闲日记》里的文字已经透露出在当时物质缺乏的年代里，做这项研究工作完全是出自施蛰存先生追求心灵自由和精神独立的结果。否则，他既不会与友人做金石古碑的交易，也不会卖掉自己的书而去筹资买古碑了。对此，施蛰存在《致张索时（厚仁，三四通）》（1975年6月10日）里发出了自己最真诚的心声：
我十年来就只有收藏碑版兴致未衰，其他的文艺活动都无意从事了。[50]
由此可见，20年沉浸在古碑的世界，让他不断回归自己的内心，尽可能地远离政治斗争。即使承受再大的打击，但因为有了一种兴趣的拓展，也做到了不趋时和不怕苦。尽管有些许忧郁，但他也不会走向虚无和绝望。相反，时代给了施蛰存一个苦修内功和拓展兴趣的机会，淡泊稳健的学者风度由此不断养成。一颗九死不悔的心，一种坚忍不拔的信念让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所在，冷静理智地对待不公平的待遇。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原则“穷则独善其身”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对治学践履谨严认真、笃实虚心的态度，让他决定沉下心来研究古碑，决心隐忍地坐“冷板凳”。这不仅是他个人兴趣和传统爱好的延续，更是他希望以自身微弱力量去挖掘当时被社会冷落的艺术文化传统，为延续和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作出自己贡献的结果。
三、走进诗词唱和 寄托自我
在这沉寂的二十年里，施蛰存除了投入到碑帖的研究外，还不忘倾心于他所擅长的一方面：古典文学和教学。这在他为学譬如开的“四扇窗”里属于“南窗”。在长时间研究古典文学中，他寄托着自己内心传统的情怀，回归了自己内心最真诚的感动，从而不会在政治大潮中迷失自我和遭受淘汰的命运。因此，他既能在“入乎其中”的境界里感受真知，又能在“出乎其外”的意境中觉悟真理。经过20年潜心探索和滋养的学者风度在诗词经典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展现，施蛰存的学者气场和大家风度在此得到彰显。
施蛰存说：“唐诗宋词，我在十六七岁时即己爱好，经常讽诵，有时也学做几首绝句或小令。”[51]从这句施蛰存回忆的话中，可以知道他从小就开始浸润在古典文学的氛围里。1922年10月，他与戴望舒、杜衡等人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在旬刊《兰友》上开始发表旧体诗词。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俞平伯对施蛰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930年代，施蛰存在到达小说创作和编辑事业高峰的时候仍不忘编辑、校勘古典文学著作。同时，这也是他在海派学术中能形成自我风格的独特所在。其他海派作家，如穆时英和刘呐鸥，重点描写都市文化中男女的欲望和捕捉城市丰富多元的时尚色彩。而施蛰存则不忘传统，继续在现代和传统中寻找平衡的写作点。他的确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曾经说过：“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学上自由主义。” [52]这就充分显示了海派文化的多元性和宽容性。1937年抗日战争后，施蛰存停止了文学创作，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然而，这不是属于他的“江郎才尽”，而是职业改变的结果。除此之外，通过在一些大学任教，他更加清楚自己确实有必要对古典文学进行深造和研究后才能在此领域有所造诣。他在云南大学任教时期曾经有所体会：“有许多古典作品，过去读过几十遍，自以为懂了，没有问题。可是拿到课堂上去一讲，经学生一问，就觉得有问题了。怎么办？要解答，就得研究。从此开始，我的读书方法才深入了一步。”[53]凭着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探索精神，他对古典诗词的研究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反右后，面对一次次无情的批判，虽然施蛰存在公众视野中渐渐消失，甚至几乎成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被人谈论最少，少到几乎要被人遗忘的老前辈，但他的“沉潜”生活悄悄为他开启了新天地，为他打开了治学的另一扇窗。1960年秋，施蛰存结束嘉定的学习，被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这个地方虽然冷寂，却正好给了他寄托内心的机会，给了他研究以前未曾深入钻研过的学问的机会。古典文学，正是他认为最合适的选择。他认为，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关于词的理论和品评，最少现成的参考资料。因此，他决心在这个领域里拓展深化，为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延续默默做出贡献。从刘凌编的《施蛰存先生著译年表》中可查找并总结出：在1963年和1964年，施蛰存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分别出版了《宋花间集》和《清花间集》。[54]这让埋没已久的《花间》传统得以再现。施蛰存的《投闲日记》生动记载了他从1962至1965年阅读过的各类词书、搜罗各种资料的历程以及校勘和补录历代词籍等细节。另外，写在《北山散文集》（第四辑）里的《致李白凤（一三通）》一文中，施蛰存也谈到了创作诗词的情形：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今年作《甲寅杂诗》，至今仅成卅首，不知能否成百首。[55]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昔人编选诗集有《宋人小集》，荟萃诸家之作，每集仅四五十诗，今亦仿其例，作印人小集，每家钤惠二十—三十印。[56]
又如在《致张索时（厚仁，三四通）》里，施蛰存提起如下之语：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已于去年十一月光荣退休，现在正在把一些关于碑版和词学的著作整理写成清稿，希望有一天能印出来。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今年要把一些关于碑的著作写定。明年要把词话稿写定（一半是词论，一半是历代词的读书记）。……[57]
虽然这段“沉潜”的日子非常辛苦，但施蛰存在诗词世界里“慢慢地感觉到词的园地里，也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才开始学习以钻研学术的方法和情感去读词集”[58]。因此，他才能在如此浮躁的岁月里找到自己心灵的寄托，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一方面，通过撰书和写论文，他下了很大功夫来考证许多诗词概念和作家。其中，有对韩偓、温庭筠、韦庄、李璟李煜父子等作家研究的论文。据黄德志，肖霞所撰写的《施蛰存年表》记载，在此期间，他写出了《汉乐府建置考》（1956）、《读温飞卿词札记》（1964）、《读韩词札记》（1964）等作品；[59]另一方面，他编撰了许多关于词学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如1963年作《云间小志》和续作《云间语小录》、1973年北山楼增辑《燕子龛诗》等书籍[60]。这些书，沉寂了近20年，在1977年后才得以出版。另外，单篇论文也交由《中华文史论丛》、《文史知识》、《词学》、《文艺理论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出版物上发表。[61]在总结施蛰存古典文学成果上，刘凌的《施蛰存先生著译年表》列举较为详细：
1963年 五十九岁
编撰《云间词人姓氏录》。
1964年 六十岁
辑录《宋金元词拾遗》。
1965年 六十一岁
编撰《云间花月志》《王修微集》，参与编写公共课教材《中国文学史》。
1966年 六十二岁
辑录《北山楼藏词学书目》。
1967年 六十三岁
编撰《晋书征碑录》《赵盂频石墨志》。
1968年 六十四岁
编撰《宋花间集》《北山楼词话》。
1969年 六十五岁
编撰《清花间集》《北山楼集古别录》，续撰《北上楼词话》。
1970年 六十六岁
续撰《北山楼集古别录》《北山楼词话》。
1971年 六十七岁
续撰《北山楼集古别录》《北山楼词话》。
1972年 六十八岁
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3年 六十九岁
选编《文苑珠林》，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4年 七十岁
始撰《浮生杂咏》，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5年 七十一岁
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6年 七十二岁
续撰《北山楼词话》。[62]
在此，要提出来的是，即使施蛰存复出了，其出版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归其原因是施蛰存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非常严谨的要求，不会因为曾身处不公正的环境而对自己有所放松，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学术修养。施蛰存的好友、对施蛰存古典文学成就有专门研究的台湾学者林玫仪对此有深刻感受，她说：“唯是先生的词学著作，见于日记及文章中而未见出版者，尚所在多有，如《云间词人姓氏录》、《云间词人小传》、《宋金元词拾遗》之类，这也许是因为先生为学严谨，不轻易发表；但是从后学的立场来说，先生的词学旧作若能一一整理问世，对于词学研究，当有重大之意义。” [63]实际上，80年代以后出版的施蛰存诗词研究学术刊物，确实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文化收获。他的许多观点都非常独特，并且能够指出其他研究者所发表观点的不足之处。在《北山散文集》（第三辑）里，笔者重点关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在1174页的《说杜甫<戏为六绝句>》（1984年）。在这里，施蛰存对各方的观点都做了一些比较、更正和评价，让读者对六首绝句有更清晰的认识和重新的评价；另一篇是在1203页的《李密<陈情表>解析》（1988年）。施蛰存在这篇文章中不仅详细解释了许多关于自己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更在末尾的时候对当前语文教师如何讲好这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十分中肯，令人信服。这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学者对语文教学的重视和关注。
当然，在这段沉潜的岁月里，施蛰存更多的是经常作诗词来寄托自己的情怀，有写在嘉定劳动时的古体诗《谪居一首》（1959）、纪念戴望舒逝世十三周年的《望舒逝世十三载矣时人罕复齿及忽见吴晓铃有文怀之因感赋》（1963）等作品。[64]当然，施蛰存与陈小翠的相遇成为了其沉潜20年研究生活时期的一段佳话。《北山散文集》（第一辑）记载了一篇 1985年施蛰存为《翠楼诗梦录》所题写的引言《<翠楼诗梦录>引言》，简单回顾了这一段充满青春气息的文学唱和岁月。现将引言记述如下：
一九二一年，当民国十年，周瘦鹃创《半月》杂志于上海，其每期封面，皆为仕女画，出谢之光笔。其时余年十七，初学为韵语，遂逐期以小词题其画，凡得十五阕，寄瘦鹃，未得报书。
《半月》出版至第二卷第一期，忽刊登拙作，并倩天虚我生之女公子陈翠娜女士续作九阕，以足全年封面画二十四帧之数。瘦鹃以二家词合刊之，题云《半月儿女词》。[65]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
由此，当年十七岁时以笔名施青萍与天虚我生陈碟仙之女公子陈小翠的一段诗词唱和佳话引起了研究者和读者的关注。两人第一次合作的诗词唱和作品（题为《半月儿女词》）发表在1922年第2卷第1期的《半月》文学期刊里。其中，施蛰存在《半月》第一期到第十五期封面上逐一题词，用了十五个没有重复的词牌名，每期的内容都清新自然，严谨仔细，充满青春气息。同时，陈小翠也在封面上续《半月儿女词》（第十六期到第二十四期），也是用没有重复的词牌名来与施蛰存的词作应和。现各举一例以作欣赏：
减字木兰花（第十三期封面）
好秋又晚，凉入罗帐浑不管。玉立风前，欲溜弯弯明月铀。晚天料峭，何事对天如欲笑。笑彼无情，银浦流云隔两星。(施青萍)
如梦令（第二十期封面）
睡起春魂飘渺，抱膝偶然微笑。心事不分明，偏被梦痕知道。人悄，人悄，花外一声啼鸟。(陈小翠) [66]
细读分析这两首词，相比之下，施蛰存的词充满“学院派”的气息，而陈小翠则显得明白晓畅，空灵婉转，一股风流神韵的气息飘然而至。最特别的是，这次合作两人并没有见面，而第一次见面已经是42年后1964年的事情了。刊登在《北山散文集》（第四辑）里的《投闲日记》便记录了他与小翠相遇的事情，现节录如下：
一九六四年元旦二十日：访陈小翠于其上海新村寓所，适吴青霞亦在，因得并识之，坐谈片刻即出。陈以《吟草》三册为赠。旋至茂名南路谒陈兼与，未遇即归。
一九六四年元旦二十三日：读《翠楼吟草》竟，得十绝句，又书怀二绝，合十二绝句，待写好后寄赠陈小翠。此十二诗甚自赏，谓不让钱穆斋赠王玉映十绝句也。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陈小翠寄来《吟草》四编稿，嘱点定，知其颇引以为可与谈诗也。……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下午访陈小翠于其寓所，履旬前之约也。谈诗两小时而归。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录前日所作诗寄陈小翠。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休会，因得暇抄旧作诗五十首，拟寄陈小翠请政。……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得陈小翠书，附诗二首，其一亦和东坡作，甚工稳。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以诗一卷寄陈小翠，为三八节致敬礼物。
一九六四年三月廿八日：下午访陈小翠，谈诗二小时而出。[67]
从以上这些日记文字可以看出，施蛰存对这次能与陈小翠相遇是十分重视的，也可以看出施蛰存是非常重感情的人，一丝的感动也会让他珍藏一生。的确，42年前的诗词唱和并没有在施蛰存的记忆中消失，反而这次跨越时空的相遇更让两人的文学才华迸发出来，文学唱和之音依旧奏响，彼此珍惜属于两人真善美的艺术追求。事实上，陈小翠在施蛰存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被视为“红粉知己”，因为她能懂得施蛰存在文学创作上的内心想法，用一种大家都懂的语言来和他进行灵魂的时空对话与交流。两人坦荡磊落, 畅谈诗词文艺；清爽自在，酬唱古典诗文。
因此，不难想象，在最艰难的20年里，施蛰存能遇到陈小翠，能欣赏陈小翠写的作品，能与陈小翠再次在诗词书画里唱和共鸣，是让他既充满惊喜又感到希望的存在，因为陈小翠给了他在古典文学领域拓展境界和寄托情怀的信心和勇气，让他更坚定自己的想法，更加回归内心去寻找那不为外界所能理解的感动和温暖，感受那种人世间少有的真挚情义。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时刻，施蛰存作了一首诗，名曰《读翠楼吟草得十绝句殿以微忱二首赠陈小翠》。诗中云：“儿女赓词旧有缘。至今橐笔藉余奸。碧城长恨蓬山隔。头白相逢亦惘然。”[68]读后，确实让人感到惆怅，感到四十多年后的重逢，千言万语已经化作了诗词唱和，化作了那心灵的契合共鸣。
施蛰存不仅欣赏和敬重陈小翠，而且对两人的文学姻缘心存感念。1968年9月，陈小翠因不堪凌辱和折磨，选择了用煤气来结束自己的一生。施蛰存得知这一消息后，以平静的方式纪念陈小翠，问心无愧， 寄托了纯真之心。为了纪念和缅怀与陈小翠的这段“文字因缘”，施蛰存不仅将两人当年发表的《半月儿女词》，以及两人后来的酬唱诗作，编录成一册《翠楼诗梦录》，还邀请著名词人、书法家周退密为其题写书名并赋诗，同时邀请著名诗人徐定勘和诗题字，[69]可见施蛰存对陈小翠才华的重视与欣赏。后来，他在香港的《书谱》杂志也发表了文章纪念她，90年代时更以陈小翠的《采莲图》为底本制成贺卡送亲友，当时收到贺卡的《新民晚报》编辑秦绿枝有一番感慨：“施先生这样做不是一般的‘风雅’之举，而是别有深意的感情寄托。”[70]施蛰存对此予以认同，并致信秦绿枝，认为他能体会出自己内心的想法。2000年5月，在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云间语小录》中，施蛰存特意在该书的封面上选用了一幅陈小翠设色的山水小品。在枯林萧瑟，荒寒孤寂的画面上，有陈小翠自题的一首别有一番深情寄托的五言小诗：“落叶荒村急，寒星破屋明。不眠因酒薄，开户觅秋声。”[71]编辑沉建中为此故意问施蛰存：“把您二人的名字排在一起，有何感想？”施蛰存说：“她要是还活着，不得骂死我啊！”脸上却笑成一朵花。[72]这些，都充分展示出施蛰存与陈小翠的情谊是非常深的。虽然1964年的相遇是偶然，但是这给了施蛰存在沉寂的岁月里浓浓的希望和心灵的寄托。
结语
本文从1956至1976这20年的时间出发，以施蛰存散文文集《北山散文集》（一至四辑）写作为基础，再辅以相关研究资料，重点谈了施蛰存沉潜心性的海派学者风度，着重突出他在面对不公的命运遭际时所体现出来的睿智心态、潇洒品性、爽朗风趣、古道热肠和灵动的人文精神。他的散文，大多以随笔方式写出，语言充满着平易简朴的色彩，这不仅展示了作者博雅的学识才华和对人生创作的真知灼见，还让读者在心旷神怡的文字中有所感悟。即使属于他辉煌的1930年代已经过去，他也能在沉寂的20年中依旧展现着自我价值，其丰富多元的文化修养体现了海派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丝毫没有削弱他对文学的喜爱和钻研。处于批判的风口浪尖，他仍然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显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刚劲风骨；不管外界向他施加多少压力，他依旧坚持自我，选择古碑研究来拓展自己的文学兴趣；走进诗词古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文学的海洋中唱和应酬、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在20年的沉潜积累后，他不仅坚守了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做人原则，而且其稳健淡泊的海派学者风范也在逐步养成，为晚年所取得的最后辉煌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施蛰存的这种沉潜精神，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诚然，他不是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但却是非常有个性的作家。
施蛰存活到99岁，使他较为完整地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大变迁和文化大发展，也给他在这条长长的道路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脚印。特别在这沉潜的20年里，他古典文学和金石碑版研究的成就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如他创办并主编的《词学》刊物被评为(2008—2009年)CSSCI来源集刊；他的《唐诗百话》和编著的数本词学书籍为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他的金石碑版整理与研究如《水经注碑录》、《唐碑百选》、《北山集古录》、《北山谈艺录》等仍是碑版研究界的慧心之作…… [73]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他还有诸多研究手稿和成果仍寂静地躺在愚园路北山楼上，又或者已经飘然匿迹。
陈其光曾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74]的确，施蛰存做到了。他的离开，让许多人感到惋惜，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教授感叹：“施蛰存先生竟真的走了，我除了悲痛之外，还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觉得这世上不但是少了一个我所敬爱的人，还少了某种日见稀罕的可贵品质——这就是真率。”[75]一位率真淡泊的学者，在众人眼中，不仅已经融化成一个海派的灵动多元符号，也已经成为充满包容和正义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的代表。他，值得被人怀念、被人追思，也有待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挖掘。
注释：
[1][3][17][19][23][24][30][32][39][53][61][70][73][75]刘军.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建国后施蛰存的文学活动[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66,58,77,79,77,83,85,165,87,88，94，162,163.
[2]施蛰存.北山散文集（一至四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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